这是一篇遗嘱。
别慌，我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觉得，一份认真的表达自己意愿的遗嘱，就像身份证一样，是每个人必备东西，这关乎着你每一样心爱的东西，每一个你珍视的人，以及，自己将何去何从。
所以我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把它们写出来。
01
一场官司
去年的12月2日，我第一次走进法院，和父亲一起坐在被告席上，对面，是我父亲的妹妹，和她的律师们。
这是一场再简单不过的关于遗产继承的民事案件。事情其实很清晰，有我奶奶的律师见证遗嘱，和所有齐全的手续，原告打这个官司，只是为了让法庭支持她来执行遗嘱内容。
但是，总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我奶奶老年痴呆很多年了，大概，至少有十年了。十年间，她的情况不断恶化，甚至在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认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上学还是工作、读几年级。那是年，是我爷爷去世后不到半年，在法庭上起到关键作用的遗嘱，也是原告在那时带着她立下的。而这份遗嘱，我们直到开庭前不到一周，才看到了由法院提供的复印件。
学法律的同学知道，律师见证遗嘱的效力，远不如公证遗嘱，我们都知道，奶奶的情况，应该不可能做公证遗嘱的。甚至此次律师见证遗嘱的形式，也有待咬文嚼字地推敲。
可是，说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死无对证。
那些在我们看来撇脚的证据和遗嘱，我们却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据去推翻，尽管我们提出了重重疑点，最终也还是在年底匆匆开庭审理结案。原告获胜。我们所准备的东西，和我们的据理力争，最终只是把房子的估价往上提了一百万，最终只是让原告多付了我们二十万的补偿。那是一套紧邻地铁的三环边学区房，对于我们来说，这二十万的多少，于整个事件和它所带来的非金钱层面的伤害而言，不过是个笑话。
至于这份遗嘱是否是奶奶真实的意愿，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律师见证时所录下的简短的问答视频里，是我很久没见过的，活着的，能有问有答的奶奶。
法院发来起诉书的时候，奶奶的骨灰尚未入土。开庭，审理，结案，付钱。一切尘埃落定之时，奶奶离世还不足一年。为了遵从爷爷的遗愿，法庭之上，父亲只简短地回答了必须由他本人回应的问题，其余时候，我在代替他发言。因为爷爷说过，不希望看到他们兄妹两个打官司。
02
两种选择
爷爷是在我刚上大学的那个秋天离开的。
爷爷走的很突然，突然到，他真的没有受任何罪，也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话，只留下了一份三十三万字的，题为《往事》的word文档。在这份回忆录的最后，爷爷留下了他的遗愿，那份文档的最后修改日期，停留在他离开的前一天。
从亲情上来说，我们应当，也愿意遵从这份遗书。但就法律而言，无论是形式，还是文中涉及的分配，都不具备效力。因此，当父亲被妹妹告上法庭时，这份遗嘱没有任何用处。甚至我有理由相信，父亲的妹妹，从来没读过《往事》里那些活生生的，真挚而有力的故事。
相比起爷爷，外公外婆对后事的处理明智了很多。在遗产税被最初提及的时候，母亲和小姨与外公外婆商量，希望外公外婆可以尽早安排。最终，外公外婆决定，将钱全数留给母亲，将两处房产留个小姨，两位老人也知道，这样的分配没有绝对公平，所以他们也明确，两位老人后续的生活照料，和因此产生的费用，都不需要我母亲来负担。安排妥当且姐妹二人都无异议后，外公也尽快和她们一起完成了所有手续，从法律意义上，真正的完成了遗产分配。
几年之后，本就有脑血栓后遗症的外公跌倒在卫生间，医院，再也没能回家。在生命最后的三个月里，那个曾经逻辑严密，思维清晰，麻将扑克从来不会输的外公一直瘫在床上。我们问他的话，他只是失望地，带有一丝放弃地摇头叹气。他笑着，用他仅能活动的一只手，拉着我的手摇啊晃啊，嘴里却再也说不出一个能被分辨的字。
03
三代人
老人和其他家族成员的不同态度、不同经历、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家庭境况，都将为每个故事写下不同的结局，所以对于爷爷和外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和结局，我无法说哪种更合适。
老一代人或是忌讳死亡，或是对余生有种种担心，往往不愿意谈论死亡。即使有一些老人认真地安排了身后事，也可能像爷爷一样，只留下了在执行层面毫无效力的遗憾。但每代人的思想都在转变，到了父母这一辈，他们尽管仍旧有些忌讳，但不再回避。
在经历这些实打实的死亡教育之后，我和父母也曾多次在各种情境下讨论所谓的后事。母亲会跟我谈论她死后如何处置，也会开始用我名下的银行卡存钱。他们的朋友，也曾在听闻我家的经历后，正视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也要去立一份公证遗嘱。
而我，也有认真的想过，我是否可以通过多条多次不同地点的自拍视频，来表达的我没受到胁迫的遗愿。用这种更为灵活的形式，去代替冷冰冰的公证遗嘱。现在，我又想，把遗嘱写在实名认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