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卿教授，年10月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年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留校任教。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年调入南京大学，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史、中国会党史与秘密社会研究。
曾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顾问、江苏省社会史学会会长等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对中国秘密社会史有精深的研究，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蔡少卿教授（-）
本篇目录
01
师徒“对号入座”
02
揭开天地会起源之谜
03
难忘恩师邵循正
04
翦伯赞、向达二师风范
05
参加顺义农村“四清”
06
“文革”初期的北大
一、师徒“对号入座”
年9月，我结束了在昌平县黑山寨公社辛庄大队为期一年的下放劳动，回到了北大。那时，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在调整转变。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有“脱帽加冕”的讲话，意思是对知识分子要脱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冠冕。这番讲话如一阵和煦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北大开始贯彻讲话精神，实行师徒“对号入座”，即选择一批青年教师，投到一些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门下，作为他们的学术助手，进行专业培养。历史系的党政领导要我去当邵循正教授的助手，并对我说：“邵先生是左派教授，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也是中国三大元史专家之一，你跟他去学近代史，必须像陈毅总理说的那样，恭恭敬敬地跟他学，要从端茶送水做起。”
我对邵先生早已仰慕，据一些学长介绍，邵师年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宦之家，他的祖父邵积诚是进士出身，曾任贵州巡抚。他的外祖父陈宝瑨、外祖叔公陈宝琛兄弟俩都是进士出身，陈宝琛还是宣统帝师。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年十七岁时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年在清华上研究院改学历史。他的硕士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被选刊于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是他的成名之作。年他由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老师蒋廷黻派往法国留学，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师从伯希和研究蒙古史，学习了波斯文；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蒙古史一年有余。年回国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蒙古史、波斯文、中国近代史，年再次受邀应聘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教授，与陈寅恪等赴英国讲学。年回国直到解放后，他一直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并在年兼任历史系主任。年院系调整后，清华文科各系与北大合并，邵先生从此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与史料编辑室主任等职。
邵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谦和诚朴、十分严谨的学者，懂得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以及波斯文、蒙古文、突厥文、女真文和满文等十多种语言文字。他平时少于言谈，每有所发，必具真知灼见。他在史学研究中颇具宏观眼光，论著主旨分明，自成格调，是一位闻名国内外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系领导让我跟从邵师学习，真是使我喜出望外。邵先生对我也有一定的了解，经过系领导的引荐，他也非常乐意当我的导师。我刚到他门下，他就强调：“要打好基础，根深才能叶茂。”并说：“无论读书和写文章，都要有自己的见解。梁启超当年在清华任教，学生考试，即使把笔记讲义背得烂熟，若无自己的见解，最多只给六十分。”
按照邵师的要求，我自己打量了一下，在大学本科期间，虽然我学习比较用功，但由于接二连三政治运动的影响，从反右、双反到大跃进、反右倾到下乡劳动，前前后后严重耽误课上课下的专业学习，读书甚少，基础薄弱，基本上是一碗“夹生饭”。为了能正常进行学术研究，我必须加紧补课。按照邵先生的意见，我先听张寄谦先生讲的中国近代史基础课和陈庆华先生讲的近现代史史料学，并随课程大量阅读相关的参考书。与此同时，我还跟张芝联、高望之两位先生进修英语。当时，我每周都要去邵先生家里一两次，一面向他汇报我的学习情况，一面看望他的健康状况，并问他有什么事情（如抄写文稿、借书还书等等）要我帮忙做。有一次，我在他家提到张芝联先生用的英语教材是英国麦考莱（Macaulay）的著作，他立即从书架上取出这本书，朗读了其中一段，告诉我说麦考莱的文采很好，并指出了书中的一些对仗句，要我留意。邵先生的英语之流利和他对名著如此熟悉，真使我大吃一惊，促使我要更加努力学好英语。
邵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领域也很广很深，重点在中外关系和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在中外关系方面，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代表作，非常有名，至今仍然为学术界所推崇，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将之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重新出版，年还有第二次印刷。解放后，邵先生发表了多篇涉及中外关系的论文，如《美国侵华的路线和作风》、《所谓“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我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等，其中论述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的两篇论文，连续发表在年6月、7月的《人民日报》上，至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僚势力的关系》一文，对我学习中外关系史的影响最深。邵师将它的抽印本送给我，经过反复阅读，我觉得他对五十年的中外关系认识上，纵横交错，架构清晰，分析独到深刻。后来我发现，范文澜在他修改后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论点，并在括弧中注明“邵循正语”。那时，邵先生还热情指导着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撰写《帝国主义侵华史》，此书的第一卷出版不久，邵师即嘱咐我认真阅读。
-年，邵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为高年级学生、研究生、青年教师开设了“洋务派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和“晚清政治问题研究”两门研究性课程。他以连载在《新建设》杂志和《光明日报》的《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从募集商人资金到官僚私人企业》、《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论官商督办》和《论郑观应》三篇论文为主讲线索，来讨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及其特性。同时，他还请近代史研究所著名专家严中平、汪敬虞来就相关问题作讲演，进行探讨和商榷。
在“洋务派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这门课上，邵先生对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做了重点介绍，尤其对当时研究极少但在买办官僚势力中极为重要的盛宣怀作了深入的讨论。他围绕官商督办问题，剖析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方向及其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他对一批与洋务派有关系的重要人物，如唐廷枢、徐润特别是郑观应的作用十分注意，尤其是对郑观应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郑观应既出生于买办，何以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他既长期替洋务派服务，何以又与洋务派分道扬镳？他既在甲午战后身为维新派主张变法，何以又在后来思想日趋保守，直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中走向萎靡堕落？他的《盛世危言》一书何以对于进步的知识分子仍然起着提供寻找真理的桥梁作用？这些问题，邵先生在长篇论文《论郑观应》中都做了透彻的说明和分析。为了跟随这门课程的进展，我先后买到了《盛世危言》和《李文忠公全书》等文集。一天傍晚，我带着《盛世危言》去先生家向他汇报读书情况时，他把我买的本子翻看了一下，说你买到的这个版本是比较好的，紧接着又说：“《盛世危言》这部书，毛主席年轻时肯定读过。”并叮嘱我，读《盛世危言》最好能把郑观应最早出版的《易言》和《盛世危言后编》甚至《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参考起来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化。读李鸿章的集子，重点要读他的《朋僚函稿》。事情真巧，年秋冬之际，我在北京顺义县天竺公社搞“四清”，一天下午遇到毛泽东女儿李讷，她上过邵先生的一门课，我是那门课的助教，且“四清”时她和我又在同一个生产大队，所以比较熟。她对我说：“毛主席也读过邵先生《论郑观应》等几篇文章，并称赞他，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真不容易。”
顺便一说，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人物研究，邵先生也有一套研究计划。他对我说：“我们要研究南通张謇和他的大生集团、无锡荣氏家族的面粉纺织业、薛福成家族的缫丝业，苏州商会档案和天津商会档案也要设法整理研究。”在此期间，我为辅导苏联研究生，阅读了张謇年谱、张謇文集《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影印本。年邵先生还派研究生到南京图书馆看过薛福成的部分未刊日记，后来因为参加农村“四清”，没有进行下去。文革初期，我还到南通大生一厂，调查和翻阅过大生纺织厂的档案。因为文革动乱，邵师的这套研究计划没有实现。文革以后，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系统阅读了校图书馆收藏的《农商公报》和《工商半月刊》，特别着重注视和抄录了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江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资料，指导了研究南通地区和无锡工商业的美国高级进修生，并为外国高级进修生开设了一门《江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课程，按照美国学术界当时流行的理论“欠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ofunder-development）来观察不发达国家的工商业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南京图书馆合作，主持点校注释万字的《薛福成日记》，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被纳入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在《天津商会档案》和《苏州商会档案》出版后，我及时指导两位博士生分别研究，写出了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的专题论文，并且指导了华中师大来做博士后的彭南生，他研究近代行会制度，研究成果卓著。以上种种，应该说是我按照邵先生研究民族工商业的意愿所作的一些工作。
邵先生的“晚清政治问题研究”这门课也很有特色。在他讲授这门课之前，先请著名清史专家、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天挺教授来做了十次清史专题讲座，主要是清朝前期的历史，然后他从年“祺祥政变”讲起，将载恒、端华、肃顺等八大臣的十三封《热河密札》作了注释，先印发给大家，详细讲述了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死后，八大臣与慈禧太后争权的过程，以及恭亲王奕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最终载恒、肃顺、端华被处死，西太后垂帘听政，从此掌握晚清政府最高权力四十余年。接着，他以李鸿章的《朋僚函稿》、张佩纶的《涧于集》、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张謇的《张謇日记》，以及他主编，陈庆华、张寄谦参与标点注释的《盛宣怀未刊信稿》等资料，讲述晚清统治集团各派系以及他们对于各个时期政局演变的影响。邵先生对《热河密札》中所涉人物的字号，以及他们来往的隐语、暗号等，做了注解和讲解，并且对章士钊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相关文章作了补充和修正。我发现，邵先生对晚清统治集团各色人物的籍贯、字号、职官以及彼此关系都非常熟悉，我问他怎么才能达到这种地步，他说平时读书要多加留意，还要学会查书。邵师这门课的教导，对我后来在南大参与有关名人日记的点校工作大有裨益。
二、揭开天地会起源之谜
对于我的科研方向和课题，邵师十分重视。我刚到他的门下时，他带着征求意见的口气对我说：“你的科研是否可以先搞搞孙中山研究？”我从年开始着手摸索了一段时间，先后买了胡汉民编《总理全集》、黄季陆编《总理全书》以及人民出版社新出的《孙中山选集》，并从校图书馆借出了《总理年谱长编》和台湾方面出版的孙中山的集子，查阅了一些学者的专著和许多论文。通观全局，我觉得学界已有很多人在研究孙中山了，如广东方面的陈锡琪教授、张磊师兄正在深入研究，美国人詹森的新著《日本人与孙逸仙》刚刚出版，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很难研究出创新的成果。我在一篇读书报告里表达了我的意见，邵先生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
当时，中国史学界正在探讨秘密社会与农民战争的关系，邵先生在北大学报发表了《秘密社会、宗教与农民战争》。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原因是我出生在临近上海的苏州地区，民国时期的上海是青红帮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其分布之广、人员之众为历史所罕见。我从小就听到很多关于上海青帮、红帮的故事，觉得很神秘。-年我在进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研究时，通过调查访问，其中包括对李立三的采访，得知红帮（当地称为洪江会）在安源路矿有很大的势力，李立三当年发动和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时，就是争取和利用了红帮的协助。所以，我想通过研究这种民间秘密结社，来搞清近代中国秘密结社和工农运动的关系。导致我立即投入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当时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在的圣彼得堡大学）派来一位名叫诺维科夫的学者，师从邵先生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邵先生责成我辅导这位学者，我的研究注意力就迅速集中到这方面来。
大约在年底到年初，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组织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到北京西山中央档案馆的明清部参观。邵先生是随同的讲解，便把我带去。同车的除了少数学者外，有溥仪、杜聿明、黄维、郑洞国、范汉杰等人。在参观过程中我发现，溥仪虽做过清朝末代皇帝，但他并不熟悉清代的档案文书制度和许多掌故，是邵先生和档案馆的单士魁先生一一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邵先生带我去，是为了给我安排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参观完毕后，他就借此机会为我联系进馆利用清代秘密结社档案的事宜。那时，中央档案馆还没有对外开放，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审批手续，我才得以进馆。从年到年，我先后四次进馆，坐了两年冷板凳，查阅了数千万字的档案文献，抄录了几千张卡片，并拍摄了天地会、哥老会的会薄、盟书、文告等数百张照片。这就为我系统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准备了史料基础。
我研究秘密社会，是从研究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入手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搞得混乱不堪，是一笔糊涂账。最早写出天地会研究专著的是荷兰人施列格（GustaveSchlegel）。年荷兰殖民政府在苏门答腊一个华侨家中搜出了一批天地会文书，施列格当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汉语翻译，他根据这批材料，写出了《天地会研究》，从欧洲中心论出发，依据人种一元论、外来文化说，把天地会与西方的共济会（FreeMason）比附，认为天地会是共济会向东方发展出的组织。英国殖民政府为了控制南洋华侨，派人加入天地会，调查其内幕，写出了一些著作，如活特（Ward）和斯特林（Stirling）合著的《洪门》（TheHungSociety）根据天地会的秘密文书，认为天地会创立于雍正十二年（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人平山周，曾到中国来调查过秘密社会，写成《中国秘密社会史》，只是采用了天地会内流传的“西鲁序”故事，即西鲁入侵中国、康熙帝派少林寺和尚攻打西鲁、后来成立了天地会之说，实际上就是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之说。
中国人较早研究天地会的首先是陶成章，他著有《教会源流考》一文。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利用会党的力量发动排满革命，他主张天地会起源于明亡之后，仁人志士为了光复中国，秘密结成洪门，取名洪门，是因为明太祖年号洪武，洪门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他认为天地会的创始人为郑成功。类似地，后来孙中山、章太炎等都主张洪门天地会是康熙年间的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创立的团体。年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中，将天地会传说的少林寺僧比附为郑芝龙一系及其部曲，认为火烧少林寺是指郑芝龙一家大小被杀的惨史，断言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地点在台湾，创始人郑成功。年和年，广西修志局与守先阁各发现天地会文书一册，经过罗尔纲研究，认为天地会传说故事中既有起源于康熙十三年之说，而康熙朝《大清律例》中又有惩罚异姓人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条文，可以证明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此外，萧一山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抄录了一批天地会文件，编为《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他认为这批材料是较早的抄本，其中有天地会创立于雍正十二年之说，罗尔纲、温雄飞主张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之说，是根据会内传说和较晚的抄本，因此天地会创立于雍正十二年可信。年，王重民发表了《天地会始于明季说》一文，也是穿凿附会，没有提出可靠证据。年以后，史学界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论文不少，但是都没有提出站得住脚的证据。
从上面我们列举的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探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不少学者完全没有摆脱天地会的神话传说的影响，有的只是根据片段材料做出一些推测。因此，要解决天地会起源的问题，只能从努力发掘可靠材料入手。
在清朝的官书里，有关天地会活动的明确记载，是从林爽文起义开始的。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席卷台湾全岛，从乾隆五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三年，历时一年半之久，参与人数达数十万，清政府先后调动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才把起义镇压下去。清政府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对天地会的组织极力追根究底，希望能连根拔除、剿灭干净。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禁止结拜天地会。所以学者许地山年为施列格《天地会研究》一书的中译本作序时说，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的第一次活动，但他也主张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值得推敲。如果就文献的确切记载而言，天地会的活动从林爽文起义开始，似乎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说天地会真的是创立于康熙十三年，那么从那时到林爽文起义的一百多年间，天地会没有大规模活动，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林爽文起义前天地会已经有了反政府活动，那么也不能长期不被清政府发现，在文献中毫无记录。看来天地会的创始时间，距离林爽文起义不会太远；但林爽文起义规模如此之大，肯定不是突发的，而是有所酝酿和准备的，所以天地会在起义前肯定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根据以上假设和判断，我在年第一次进中央档案馆，着手利用档案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时，就在有关清代镇压林爽文起义、追查天地会根由的档案中，发现了有关天地会起源的档案史料。经过认真的考辨和多方面的查证，确认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由福建漳州府漳浦县的洪二和尚万提喜（俗名郑开）首创。在此基础上，我写出了《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一方面，我力排众议，提出了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的新证，推翻了前人提出的康熙十三年、雍正十二年等说法；另一方面，我又从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等方面论述了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说明天地会不是反清复明的组织，而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我的这篇论文在年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鉴定，认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特别是向达先生，他学识渊博，精于考订，仔细审阅了我的文章，在历史系老教授的一次“神仙会”（即政治学习、议论时政的会议）上风趣地说：“天地会起源问题历来是个谜，这次被蔡少卿像‘捉鬼’似的抓到了，他利用了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多方面论证，很有说服力，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章。”当年7月初，《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报道，北大青年教师蔡某某在“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推翻了以往的成说。《新建设》杂志托人转告，愿意刊载我的这篇文章，我征求邵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发表在北大学报上。年《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刊载了我这篇论文，受到了学术界的密切
